在巴西亚马孙地区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进入关键谈判阶段，资金问题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会议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就美国缺席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气候资金困境、公正转型以及中国角色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p}刘振民指出，美国的缺席固然削弱了多边机制的完整性，但其更直接、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导致了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的协调失灵，从而使本就艰巨的气候融资任务“更加艰难”。{p}面对多边进程的挑战，刘振民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公约》和《巴黎协定》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框架，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p}此外，他还详细阐述了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早期预警系统建设等方面的立场与行动，描绘了中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清晰路径。{p}COP30是历届COP中首次出现美国代表团缺席的一次大会。美国前国务卿、首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日前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认为，全球气候议程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他呼吁在美国可能缺席的情形下，中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p}对此，刘振民在回应中首先厘清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格局。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35年来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构成的南北两大阵营的谈判。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长期扮演着“协调者”和“领头羊”的角色。{p}“美国的缺席，对多边合作的影响有限，但会减弱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的协调能力。”刘振民说，这种影响在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尤为显著，对大会谈判也会有一定影响。{p}他进一步指出，欧盟已表示没有准备好填补美国留下的资金空白。“所以说，发达国家集体协商来每年分担3000亿美元这种动能暂时不存在了。”同时，美国作为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大股东，其干预也可能导致这些机构动员气候融资的能力减弱。尽管存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不受美国影响的多边银行，但其总体能力有限，难以弥补全球性的气候融资缺口。{p}“谁也不可能替代美国，”刘振民针对克里的期待回应称，“中国和美国的处境不同，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强调，中国的作用在于坚定维护《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形成的多边框架，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这一集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共同推进谈判。{p}“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国家，”刘振民明确，中国会在COP28迪拜会议启动的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继续向前推进，希望未来10年继续与各方一起共同落实好《巴黎协定》，加快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为减缓全球气温升高做出努力。另外，他也期望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全球经济乏力的大背景下，继续保持多边合作。{p}“本届COP30在讨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问题上，以及整个的气候融资问题上会比较艰难。”刘振民重申了COP29达成的发达国家带头在未来十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的目标框架，但承认当前政治环境下难以达成新的资金协议。{p}面对困局，刘振民提出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与解决方案。他认为，首先，本届大会发达国家即使无法做出新的出资承诺，也应重申根据以往大会决议所承诺的援助义务。其次，要积极推动本届大会达成未来一个时期向发展中国家动员1.3万亿美元资金的路线图。{p}更重要的是，他呼吁创造一个有利于绿色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环境。“要呼吁有关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减少单边措施，避免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刘振民指出，引导全球企业投资于能源转型，既能为企业找到投资方向，也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能源结构，是一举多得的事情。{p}COP28进行的首次全球盘点（GST1）确认了全球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上存在巨大差距，并达成了《阿联酋共识》，启动了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刘振民因此认为，COP30的重点在于继续推进和落实COP28达成的《阿联酋共识》，确保全球能源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p}“不能因为现在美国退出，或是一些国家国内行动乏力、国际环境不利，就把转型行动停下来。气候变化不等人，人类也不能等。”刘振民表示，东道国巴西政府确定的“从承诺转向行动”这一主要目标，得到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支持。他认为，本次大会不具备也不应寻求颠覆性的新协议，而应聚焦于将既有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加快全球能源转型的排期与步伐。{p}刘振民特别指出，COP30的另一项关键任务是推动各国提交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s）。根据《巴黎协定》，各缔约方应在2025年提交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以规划2035年的气候行动目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统计，目前约有125个国家提交了新NDC。{p}“提交国家自主贡献，首要的政治和法律意义在于，表明各国对《巴黎协定》效力和基础的拥护。”刘振民阐释道，“其次，通过每一份基于各国自身国情的报告，国际社会才能对全球气候行动的现状与未来有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这将为下一次（2028年）的全球盘点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p}针对有国家提议通过非正式的全球盘点来进一步施压提高雄心，刘振民明确表示反对。他强调，全球盘点必须严格遵循《巴黎协定》规定的五年周期，不应每年进行。“这不是本届大会要做的事。”他认为，气候行动的关键在于国内的扎实落实，而非频繁的国际会议讨论。“各国要落实好自己的国内行动计划，要靠国内实实在在的政策结论的落实，而不是每天都要靠开会来推动。”{p}除了在减缓行动上需要务实推进，刘振民指出，在帮助脆弱国家适应已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同样需要尊重各国国情，避免不切实际的空谈。{p}全球适应目标（GGA）的框架已在COP29确立，但如何衡量和落实仍是难点。在气候适应问题上，刘振民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缺乏技术和资金，且不希望气候适应行动过度依赖私人资本，而是期待官方发展援助。{p}对于欧盟等推动制定具体“适应指标”的做法，刘振民表达了审慎态度，并站在非洲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表示理解。“很多发展中国家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指标，我怎么做’。”他认为，本次大会不一定非要就具体指标达成共识，否则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国家来说，强加不符合国情的指标“没有任何价值”。{p}他提出，适应行动应抓住最急迫的问题，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倡导的“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建设。刘振民特别介绍了中国的贡献：“中国政府在准备2025到2027年三年内将发射三颗气象卫星，覆盖西太平洋、亚洲地区、印度洋以及非洲多数地区。”他表示，中国已具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气象和气候灾害早期预警的技术能力，并正通过双边合作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推广出去，这是中国为全球适应行动做出的切实贡献。{p}针对当前热议的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议题，刘振民认为西方媒体对公正转型的解读有误导。他强调，公正转型首先是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他向发达国家提出质问：“发达国家把自己的碳中和时间表定在本世纪中叶，那么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整体目标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何在？……发达国家必须做出表率，至少应提前到204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p}在国家层面，刘振民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决定自身能源转型路径的主权和管辖权，避免制定统一的所谓“公正转型”标准。他警告要避免利用此议题“挑拨不同族群、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p}“我们中国人所坚持的公正转型，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转型过程。”刘振民阐述称，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在转型政策中综合考虑全社会因素，确保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p}气候变化贝伦大会虽路途遥远，但仍有大量国内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来到现场。中国将如何更好地激励和整合国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p}在专访最后，刘振民特别谈到了非国家主体的作用。他呼吁企业不仅仅是来到COP参与会议和活动，更要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有关行动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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